谈到中国的人口问题，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都是生育率——年轻人不愿结婚、不愿生育、二孩三孩政策效果有限、育儿补贴够不够用。这些当然都是绕不开的话题。 但在生育率之外，还有一个同样紧迫、甚至可能更棘手的问题正在悄悄浮出水面：出生人口本就在下滑，而剩下这批孩子里，男女比例还长期失衡。从绝对数字上看，如今中国男性总量比女性多出大约3300万。 这种失衡在广大农村地区最为突出，因为村里的年轻女性大多外出进城打工谋生，顺带在城市里寻找伴侣，由此在全国各地催生了一批批所谓的“光棍村”。在陕西省的一个乡村，68岁的辛师傅正为儿子的婚事发愁。 他已经把希望寄托在了当地的媒人身上。村里的男男女女大多二十岁出头就成了家，而他32岁的儿子已被亲戚邻里视作“大龄剩男”。 媒人挨家挨户打听适龄姑娘的情况，会根据男方的家庭条件、职业、收入乃至身材长相进行匹配。可这些年，说亲越来越难，很多媒人手里男方名单排成一长串，女方却屈指可数。 适龄女性的“稀缺”，让女方家庭在婚配市场上说话越来越硬气。彩礼水涨船高，条件也越提越多——男方通常得在县城甚至更高一级的城市里有房有车，否则连见面的机会都难有。 对不少农村家庭而言，这样的门槛几乎是一道翻不过去的墙。镜头再往南拉，来到海南岛。 海南是中国最大的岛屿，但岛上部分偏远山区的居民却是全国最贫困的群体之一，其中单身汉的比例格外高。57岁的亚加与四个侄子挤在同一屋檐下，家离最近的城镇还有20公里山路。 亚加年少时也曾有过一段恋情，但随着岁月流逝和生活的磨砺，他早已放下了成家的念头。因为没有妻子操持家务，他和几个侄子只能自己上街买午饭、轮流洗衣、自己下厨，日复一日地维持着这种缺失一角的家庭生活。 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原因，绕不开一段特殊的历史。从1979年起在全国推行、直到2015年才正式终结的独生子女政策，让很多只能生一个孩子的家庭在“重男轻女”的传统观念驱动下，进行了程度不一的性别选择。 数十年累积下来，出生性别比长期严重偏离正常水平，也为今天的婚配困境埋下了伏笔。国际公认的正常出生性别比大致在103至107之间，也就是每出生100个女婴对应103到107个男婴。 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一度飙升到接近120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.1。 虽然比十多年前有明显回落，但仍然明显高出正常区间。表面看似乎只多了几个男孩，可这种偏差一旦长年累积二三十年，影响的就不再是某一个家庭，而是整整一代人的婚恋结构。 按照人口结构测算，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明显扭转，未来30年，中国可能会有近3000万适龄男性面临难以婚配的现实。3000万人放到任何统计口径里都不是个小数字。 他们要就业、要生活、要养老，也都有正常的情感和婚恋需求。而婚姻从来不是单方面愿意就能成立的事。 当同龄男性长期显著多于女性，总有一部分人会被挤出婚恋市场，承受最大压力的，往往就是那些经济条件较弱、身处偏远地区、个人竞争力有限的男性——比如亚加，也比如辛师傅的儿子。真正让人琢磨的是，如今连孩子都不愿多生了，出生性别比却依然没完全回到正常水平。 很多人以为“重男轻女”早已是上一辈人的老皇历，城市里高学历女性越来越多，男女平等也讲了这么多年，传宗接代的老观念应该淡了。但现实并不这么简单。 一种观念不会因为生活水平提高就自动退场。很多家庭嘴上不再强调必须生儿子，可一到真正决定要不要这个孩子的关头，传统偏好仍然可能悄悄冒头。 过去生育被严格限制，家庭可选择的空间反而不大。随着生育政策逐步放开，一部分原本潜伏着的男孩偏好，反而在生育决策中重新显现。 加上现在多数家庭只打算生一两个，孩子少了，反倒有些人更在乎性别。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甚至有能力寻求其他手段——境外验血鉴定胎儿性别、非正规渠道的相关医疗服务，社会上曾一度形成灰色产业链。 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个别家庭有所偏爱，而是当经济能力和技术手段放大这种偏好后，个体的一次选择，累加到社会层面就可能扭曲整整一代人的人口结构。而且，性别失衡带来的压力，根本不需要等到30年之后才显现。 眼下，很多地方的婚恋成本已经高得离谱。农村家庭为了给儿子娶亲，彩礼、婚房、婚宴、三金五银一样不能少，算下来轻轻松松突破百万元。 对普通收入家庭来说，这不是拿出一笔存款那么简单，而可能意味着掏空两代人积蓄，再背上十年八年的贷款。“养儿防老”变成了“养儿掏空”——父母含辛茹苦把孩子拉扯大、供完学，等儿子准备结婚时还得再拿出一大笔钱，甚至借债买房办酒。 婚事一了，父母的养老钱也所剩无几。婚恋市场的另一端同样在变化。 年轻的离异女性重新进入市场往往不缺选择，收入和教育条件较好的大龄女性在城市里也仍有相当的余地。真正被越挤越靠边的，是那些收入偏低、学历有限、生活在偏远乡村的男性。 过去讨论年轻人不结婚，很多人喜欢归结为“思想变了”。思想的变化固然存在
